中国历史上的”简约国家”形态下, 形成了”政不下县”的传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中国的人民公社时期, 其间农民被高度组织起来, 成为国家直接全面管理的对象
认同和顺从中央权威的观念制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机制, 儒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而在当代中国, 国家依靠马列主义统一执政党内部的观念
当代中国的一统观念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 政治活动, 甚至是通过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激烈的”群众活动”来不断地加以维系修补和强化的
官僚组织制度和认同中央威权的观念制度是维系和延续一统体制的基本体制. 从治理的有效性来看, 这一体制是非常”成功”的. 前几天恰逢中国公布2022年人口增长数据, 2022年人口数从2021年的14.13亿下降至14.12亿。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大跃进”运动后中国遭遇大饥荒以来首次人口下降。周二数据显示，去年出生人口从2021年的1,062万降至956万。2022年人口出生率（每千人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降至6.77，2021年为7.52。于是我们可以从与之有关的“计划生育政策”谈起。作为基本国策，其落实于1970年代至21世纪初，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效果之明显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是明显的：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和独生子女的比例明显上升、特别是如今的人口下降，都是明证。
在其中，我们看到了高度动员的官僚组织机制。第一，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了庞大、稳定的专门计生机构，配备人员。第二，中央政府采取强大的激励机制，计生领域成为“一票否决”考核的重中之重，基层政府执行不力者将受到严厉处理，公务人员违反一胎规定会面临开除公职的危险。第三，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高度动员，分解指标，层层落实的“压力型体制”产生，每年若干次组织大规模的密集检查，而且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第四，与之相应的是大规模和持续的宣传教育活动，体现在各类单位从上而下组织的学习活动，以及各种宣传媒介的投入：电视剧、新闻报道、评先评优到街道村庄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然而，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一统体制中的困难与代价，大规模强力推行计生政策导致了行政成本、人力资源、社会动员、政府注意力等方面的高昂代价。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统体制欲强有力地推行其政策只能是有选择、局部的、暂时的。
(这样看来，前不久的0 covid政策居然和此有如此相同的逻辑内核)
具体地来说，一统体制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一统体制的核心机制是“政令自中央出”，而一统决策权的特点必然是“一刀切”。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举国体制一以贯之的做法不仅代价昂贵、难以为继，而且常常诱发重大灾难。比如“大跃进”和“文革”。国土之大，发展之不平衡、文化之差异，对一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实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其次，组织的局限性。交易成本学派曾提出：如果正式组织可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那么，为什么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不能置放在一个大的正式组织中？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即是明证。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指出，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增加，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急剧提高。
作为所有权利集于一身的中央政府，主要需要完成两项基本任务：一是为广大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维持政权的长期稳定；二是保证下放给行政代理人的权力不被滥用，中央的政令能够畅通无阻。这两项任务本质上是冲突的：为了给百姓更好的服务，必须尽可能把权力下放给更了解当地民众的基层政府；但另一方面，权力的下放意味着有被滥用甚至架空的危险。